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新青年》刊出前的最后定稿，李大钊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后，利用暑期到河北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也同时为《每周评论》撰稿，与胡适展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为他所主持的《少年中国》撰稿。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在当时是一份领风气之先的时事周刊，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主要出自“新派人物”之手。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京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当时，李大钊在五峰山上所写的正是《再论问题与主义》。我们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两文所相通的关节点正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在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明确谈到理论与现实（实在环境）的关系，“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二、内在逻辑及时代价值

 

     李大钊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但在具体的理论表述中则更多地使用“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等概念，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性的，有特定内容，又有内在逻辑关系。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点，着力论证这一史观在整个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价值，并围绕它来展开对其他学说的分析，认定它“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李大钊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解析“唯物史观”便不足为怪了。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回顾了西方文明史上历史的唯物论者的主要论旨，还原了其发生、演变的基本历史过程，证明马克思并不是首创者，却“持有独特的史观”。李大钊认为，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3个问题上。其一，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离了他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其二，“阶级竞争说”也是“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其三，就理论要点而言，这一史观所揭示的“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是“社会组织进化论”。

 

     应该指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没有把“阶级竞争说”看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之一，而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限定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确实感到有些问题尚待深入探讨，一方面，两者“很有密切关系”；而另一方面，“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这说明，当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不盲从，而是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了科学、认真和求实的态度。

 

     从总体上看，李大钊从学理意义上对“唯物史观”做出了审慎、严谨的评价。他充分肯定了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在于“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称的起那社会学的名称”。还“因为他发见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法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显然，这里所提出的“因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唯物史观”本身的学理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深入感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价值还体现在李大钊特有的理性精神。我们看到，该文的题目“我”字当头，展现了五四反奴性的理性精神。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下，李大钊一直有自己的立言原则。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年之前，他说：“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显然，李大钊的这段话所透露的是他对待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他个性化的追求。正是因为这种追求，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时能够保持着自我认知的独立状态。

 

（来源：《机关党建研究》2019年第5期；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