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甘肃会宁，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8日，根据中央《作战新计划》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西进途中遭到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队强有力的拦阻和围攻，损失惨重，部队由组建时的21800多人锐减为2000余人。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肃南县石窝山召开军政委员会，决定“徐、陈脱离部队，由卓然、先念、李特、传六、树声、世才、黄超、国炳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 。3月1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分散活动，“张荣率十五团及彩号及特务团为一支队，约一千余人，枪百余；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约700人为一支队；先念率三十军基本主力约五个营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 但西路军分散不久，张荣和王树声所率支队相继失利溃散，只有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仍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孤军奋战。

    一、西路军左支队的英雄事迹

        西路军失败后，东、北面有马步芳重兵集结，并继续对西路军展开搜剿，南面青海柴达木盆地属于马步芳的势力范围，部队前往这些地区都将无法生存。经过审时度势、深思熟虑，李先念率左支队于3月14日晚向祁连山西部转移，经过近十天行军，克服低温严寒和缺衣少食的严峻困难，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祁连山雪岭，彻底摆脱了尾追之敌。1937年3月23日，左支队到达青海巡堡以北祁连山分水岭时，总部终于与党中央电台取得联络。党中央时刻关注着红西路军的命运，4月7日，左支队收到中央指示：“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 接到指示后，支队立即召开会议做好部队动员工作，决定西进新疆争取最后的胜利。4月16日，支队到达肃北石包城，此时全支队还有850余人。4月20日，毛泽东、朱德给刘伯承、张浩并转西路军工委电报：“远方（共产国际）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 4月24日，支队行至距离安西县城12.5公里的十工村，根据情报，部队确信安西城内只有敌人驻军一个排，为补充给养尽快进疆，经研究决定攻打安西城。

        然而，此时敌情已经发生了变化。3月底，马步芳便通电河西各地驻军：“剩余红军约一千四、五百人，深入祁连山，经过陶苏勒地区，似将向嘉峪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 并电令驻防肃州的第100师268旅旅长马步康尽快派兵防守安西。4月中旬，马步康接电后，即派该旅596团团长刘呈德率两个步兵营和旅直属骑兵手枪连于23日中午赶到安西。在得知红西路军即将到达安西的讯息后，刘呈德随即将所属部队分为两队在城头轮流防守，加强戒备。对此，西路军左支队一无所知。4月24日晚，支队组成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进攻，战斗打响后遂遭到城内猛烈的炮火压制。面对强敌，李先念和程世才立即命令停止攻城，部队转移到城西南五营村王家屯庄一带。在王家屯庄，左支队召开紧急会议，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认为安西地处偏僻、荒凉，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地形又不熟悉，拖得太久，敌援军一到不但不能按既定方针进疆，反而会有遭致全军覆没的危险，必须尽快摆脱敌人，抢时间向新疆前进。

       4月25日，敌人步骑兵2000余人相继出城，攻打支队驻地王家屯庄，全体指战员坚守一整天，于4月26日突出重围，过疏勒河到达由甘入疆的要隘——白墩子，此时部队剩余700余人。不久敌人又追来，李先念等命令部队撤到白墩子外围，依托沙岭，构筑简易工事，对敌骑兵展开猛烈射击，天快黑时转移到距白墩子25公里的红柳园。红柳园是西进新疆的必经之路，眼看尾追之敌步步逼近，形势异常严竣，李先念、程世才毅然决定：利用沙丘作掩体阻击敌人，坚持到天黑后，向戈壁深处转移。红柳园血战后，支队剩余人员昼夜行进，于4月29日抵达甘新交界地星星峡。1937年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率几十辆汽车，带着大批的生活用品来到星星峡，迎接和慰问西路军将士。至此，西路军左支队克服极端艰苦险恶的自然环境，战胜敌军围追堵截，最终有420余人顺利抵达新疆，后“经陈云、滕代远同志与盛世才交涉，取得盛同意后把他们接到迪化，对外称作‘新兵营’” ，并用苏联援助盛世才军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培养各兵种的军事人才。

    二、西路军左支队的历史功绩

        从1937年3月14日部队向西转移至1937年4月29日胜利抵达星星峡，在四十多天的行进过程中，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下，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疆，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 1937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时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大背景下，西路军左支队余部胜利抵达新疆，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在河西走廊一举全歼西路军有生力量的企图，而且扩大了我党在新疆的影响，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技术人才，对于巩固和扩大我党在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革命成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为我党正式经营新疆提供了前提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新疆与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接壤，对我党更显出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疆与关内基本处于隔绝状态，1933年，苏联与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结盟后，共产国际指示我党要重视对新疆的工作。从此，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为我党一贯的战略方针。随着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党中央正式任命陈云为中共驻新疆代表，并在将左支队改编为总支队时设立了新疆第一个非公开党组织——西路军总支队党总支 。由此，西路军左支队成为我党最早正式派驻新疆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为我党在新疆开展活动提供了便利，也为扩大我党在新疆的影响、正式经营新疆提供了前提条件。

       1937年10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背景下，我党在新疆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并先后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00余名中共党人来新疆工作，他们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文化，在发展教育、发展经济、整顿财政的同时，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加强民族团结，给新疆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此，闭塞的新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直接联系起来。” 在我党的领导下，新疆与延安等内地的联系得到加强，并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对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祖国统一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为建立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开始后，由左支队组成的“新兵营”中即有不少红军干部活跃在新疆的政治团体、地方政府部门、文化战线，有的还在盛世才军队中任职，如黄火青任新疆反帝会秘书长兼审判委员会会长，汪小川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兼公安管理处职员训练班教官，黄学谦任新疆督办公署经理处处长，胡鉴任蒲犁边卡大队中校大队长，潘同任和田警备司令兼和田行政长，周纯麟和曾玉良分任喀什骑兵四十八团少校连长等，他们在天山南北的城镇乡寨、牧场草原及边卡前哨，向新疆各族人民广泛宣传我党的光辉历史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建设新疆、巩固边防的同时，将“抗日救国”的种子播洒在了新疆各族人民心中。

       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积极执行援华政策，共产国际希望通过苏联与新疆，保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以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国际交通线” 。这一时期，由于“新兵营”和数百名共产党人参加地方政府和军队的工作，积极参与、维护甘新公路的修建与畅通，新疆在抗日战争前半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形势。在党代表陈云的领导下，左支队全体指战员忠实执行与我党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 六大政策，使“新兵营”成为我党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的干部基地，扩大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维护全国抗日大后方稳定、确保国际交通线畅通无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西路军左支队在改编为总支队后，根据党中央“同意将四方面军人员分配到迪化各学校学习新技术。” 的指示精神，总支队下设干部大队和一、二、三、四大队，并决定以一、二 大队为基础，学习汽车驾驶修理；以三大队为基础，学习装甲车、坦克的驾驶、修理；以四大队为基础，学习火炮的操纵；从各大队选调一些人进入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进行正规学习。其中“学习汽车的67人，学习装甲车的50人，学习炮兵的87人，学习无线电的34人，学习空军42人，共计280人，另外，还有学军医和兽医的11人，去苏联学习情报20余人” 特别是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为培养中共武装力量的第一批空军干部，陈云经与盛世才反复谈判后，从西路军选调30人，从延安选调20人，由新疆航空队为八路军培训50名空地勤人员。“一个向现代军事技术进军的热潮在西路军干部战士中掀起。” 此后，在新疆学习生活的两年时间里，西路军左支队全体指战员经过培养顺利地完成了各种学习训练任务，成为解放军各技术兵种最初的骨干。1940年初，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左支队300余名指战员集体撤回延安。

       在返回延安后，西路军左支队全体指战员积极投身于我国空军、炮兵、机械化部队和无线电技术发展，逐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技术兵种的第一批高级将领。方子翼、吕黎平、朱火华、陈熙、安志敏、袁彬等在解放战争时期奉命在东北创建了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参与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为创立和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宋承志任延安炮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后，在短短5个月时间培训出千余名炮兵和工兵干部。饶子键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委，王世仁任华东军区装甲兵战车师副政委、政委，陈彬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徐明德任通信兵部主任、海军副参谋长……他们充分利用在新疆学习的军事技术特长，培养了大批军事技术人才和各级领导骨干，为我国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为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存了宝贵力量

       西路军左支队在顺利抵达新疆的420余人当中，有“军师一级干部14人，团以下干部70余人，无线电报务人员26人，医务人员23人，”其中，“党团员占全体人员中62％。” 作为左支队宝贵的基干力量，一大批指战员在此后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迅速成长，在复杂的战斗进程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作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第五师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李先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了拥有５万余人正规部队和30余万民兵的武装力量，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时期，李先念任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斗争和淮海战役后勤保障工作，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程世才抗战时期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兼十二支队司令员，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参与指挥南满战场的三次攻势作战，率部参加了四平、鞍山、本溪、辽阳保卫战和四保临江、辽沈等战役，为解放东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天焕在解放战争时期参与指挥了进军绥远、太原，解放包头和张家口等战役，并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周纯麟历任华东野战军9纵62师师长等职，喻新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西路军左支队部分人员还远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此后，左支队指战员开始全身心投入国家各项事业建设。作为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李先念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26年的时间里，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倾注了大量心血。改革开放后，李先念先后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赵正洪任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后，成就了有名的“乒乓外交”，为中美建交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子纲建国后先后担任邮电部部长、党组书记、邮电部顾问等职，“为推进我国电子科学和通信科学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井观在建国后长期在卫生部工作，并任卫生部副部长，为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汪小川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等职，宋侃夫建国后历任湖北省省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传六建国后历任商业部副部长，中央监委驻商业部监察组组长等职，他们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路军左支队是西路军艰苦作战到最后时刻的一支英雄的红军部队，作为我党一支宝贵的革命力量，左支队全体指战员坚守对党的忠诚和使命，逐步成长为我党、我军的领导骨干，为中国革命胜利和国家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作者：中共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 何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