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向外宾介绍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经验时深刻指出：“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他认为，战争指导者只有懂得政治的重要意义，才不至于跟着战争打圈子、把自己束缚起来；只有从政治着眼，才能懂得并深刻认识战争的规律性，实现对它的指导，才能决定为战争服务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计划与方案。

 

军事行动要服从政治全局需要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本质的基本观点。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鲜明提出了“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等精辟论述，科学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本质联系。他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深刻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一致性。

        在毛泽东看来，军事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左右军事行动和战争结局的决定因素往往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而是政治力量。军事作战原则与政治斗争原则在实践中是统一的。他指出：“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战争离不开政治，政治必须贯彻于战争中。一方面，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战争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另一方面，在把政治贯彻于战争的全过程中，政治又是作为能动的因素，积极影响军事的，它保证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根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在战争指导上成功地解决了诸如战争的政治动员、根据地和军队建设中的许多政治问题，用进步的政治精神灌注部队，有力地推动了我军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发展。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

 

        要赢得战争胜利，不仅要争取军事上的主动，更要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如果仅有军事主动而没有政治主动，军事主动就难以保持。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而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是在军事斗争中争取政治主动的重要策略原则。所谓“有理”，就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就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就是休战原则，“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新中国成立后，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及和平发展大局，毛泽东在筹划和指导边境斗争和局部战争中，仍然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使我军师出有名、反击有理，打得主动、停得及时。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有理：朝鲜战争爆发后，多次警告美国不要扩大战争、进攻三八线以北，然而美国却没有正视，将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毛泽东被迫作出出兵的决策。有利：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浴血奋战击退了“联合国军”的进攻，并守住了三八线附近的阵地，给军事斗争和政治谈判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有节：为避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第五次战役后及时调整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政治目的，从彻底驱逐美国军队出朝鲜半岛转为恢复战前状态，使得中美双方能够在相对合适的时机签订停战协定。正是人民志愿军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始终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使得抗美援朝战争基本控制在朝鲜半岛范围内，避免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大局受到更大的冲击。

 

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的配合，军事斗争是不可能取得完胜的。他批评了为战争而战争的单纯军事观点，批评了把战争孤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全局上进行综合考虑。例如，上海战役前夕，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十分明确，就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要给人民留下一个相对完整的上海。为实现这一意图，毛泽东指挥设计了一场漂亮的政治军事仗。在军事部署上，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不急于夺取上海，使汤恩伯部在上海不感觉有急迫的威胁。在攻城时机上，不以军事准备是否就绪为准，而以接管上海准备工作情况而定。在作战行动上，避免重炮强行攻坚，而是诱歼敌主力于城外。在政治策略上，要求参战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后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注意保护资本家的房屋财产，既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同我党合作，又以良好形象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上海人民及社会各界中的政治影响。

        军事斗争是武力打击的硬杀伤，政治斗争是非武力攻击的软杀伤。毛泽东认为，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可以相辅相成，政治斗争打好了可以有效配合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打好了，又能给政治斗争带来主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要求人民军队不要有麻痹思想，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并认为：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在这里越安全；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谈判就越主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了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万余人，有效遏制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企图，加强了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主动地位。在我党军事打击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下，不仅在政治上揭穿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还在军事上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进犯解放区的嚣张气焰。

 

作战指挥必须讲政治

 

        毛泽东认为，不仅战略上要讲政治，作战指挥上也要讲政治，这是落实政治军事仗的重要条件。1958年炮击金门作战时，在中央政治局作出炮击金门决定、福建前线部队完成集结后，毛泽东并没有急于下达开战命令。7月27日，他给彭德怀、黄克诚写信，说道：“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炮击金门这一仗肯定要打，但必须把政治上的利弊得失计算清楚，确保政治上获益。进入8月，美国得到中国准备在台海方向采取军事行动的情报后，一面决定向台湾地区增派航空母舰和战斗机，一面发出外交恐吓，企图以“战争边缘”政策阻止中国的军事行动。毛泽东看到美国被调动起来了，最终下定开战决心，以收到同美国进行隔空政治对话的效果，并达到试探美国台湾政策底牌的目的。8月23日炮击开始后，毛泽东“武戏”和“文戏”一起唱，军事上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政治上则以舆论宣传和外交斗争紧密配合，完全实现了“灵活应变，主动在我”。

        当军事行动与政治利益相一致时，应全力组织好军事行动，加速政治目的的实现，而军事行动有悖于政治目的时，应及时作出调整、改进，以保证政治目的的实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经过第一、二次战役的连续作战，志愿军打到了三八线附近，但已经相当疲劳，亟须休整补充。而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认为我军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要求志愿军乘胜南进，坚决越过三八线，在三八线以南打一仗，不仅可以加重美国的失败情绪，而且可以打破美国维持入侵状态、整军再战的企图，并在停战谈判中争取到一个有利地位。此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利弊得失，也就是说：作战指挥不仅要考虑军事因素，更要考虑政治因素；军事上不可行，而政治上需要时，军事要服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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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为《毛泽东为什么强调打好政治军事仗》，刊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5月25日第6版

本期编辑：翟月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