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社会，钱能通神，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甘于清贫，过苦行僧似的生活，却并不为革命者所独有，虔诚的宗教僧侣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海瑞们都是苦修的高手。

当然，方志敏的清贫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或者实现什么个人追求，而是要和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站在一起，为了民族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甘于吃苦受罪，并借此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不受糖衣炮弹的侵扰，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方志敏的确是一个深沉的爱国者，他在大上海目睹过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遇到过买不起船票而被日本船员百般侮辱的同胞。生于八国联军侵华前夕，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他的感受是真真切切的。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穷学生，为了反对“二十一条”带头抵制日货，毫无顾惜地销毁了他买的日本牙刷、牙粉、脸盆以及东洋席子，并发誓即便病死，也决不买日本的仁丹和轻快丸。

但反动政府却不许民众反抗，并和洋人勾结起来欺压民众。因此，要爱国，要反对帝国主义并求得民族的独立，就需要反对反动的政府和封建地主，也就是要反对三座大山。

所以“爱国”和“清贫”这两个标签对于方志敏来说显得片面，他的本质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所以，同样高喊“爱国”的蒋介石对其举起了屠刀。真正的爱国是为了大多数劳动者的解放去奋斗，而不是为了一小撮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唱赞歌。

狱中的方志敏，不止给我们留下了《清贫》和《可爱的中国》这两篇著作，更有《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重要文献，这是他留给革命的宝贵遗产。这二十余万字的著述，是他在几无生存希望的绝境中写成的，这样坚持斗争、不死不休的革命精神，更加值得我们学习。

1935年1月，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作战失利，兵败被俘，只有粟裕等少数同志脱险。蒋介石为了抓住方志敏，开出了八万大洋的悬赏。像方志敏这样的“匪首”，被捕后如果不妥协退让，那必然是死路一条。他和被捕同志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蒋介石假惺惺的劝降及其走狗的威逼利诱都被他驳斥拒绝。

关在看守所中，却不知道哪一天去见马克思，再加上伤病、十斤重的脚镣和看守所恶劣环境的折磨，自然是无比煎熬。但他觉得不应坐以待毙，而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写起了书稿。可是难友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了也绝无带出去的可能，还不如不写，还提醒他不要弄巧成拙，给敌人留下把柄，被党中央误会，导致身败名裂。他只好把上万字的书稿毁掉。

掉进了敌人的魔爪，该怎么办呢？

敌人为了收买他，给他安排了单独的优待监室，并允许他写作。同时，受他影响并同情革命的看守向他透露，国民党并不会立马枪毙他们，而是批示“缓办”，方志敏看到了一线希望。

蒋介石让他写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他假意列了提纲，但并未动笔。他利用写作《可爱的中国》打掩护，秘密总结革命斗争经验，为党写作。他还抓住机会向监狱看守进行宣传，监所所长凌凤梧、文书高先骏、看守方光荣和因政治斗争而入狱的国民党高官胡逸民都秘密支持他。他还想方设法准备越狱，以求继续为党、为革命工作。

在生死关头，方志敏没有放弃一丝一毫的希望，身处高墙电网和军士荷枪实弹的监视之下，在180多天的监牢生活中，他写了二十余万字的文稿。回顾了自己革命斗争的历史，总结了革命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国民党监牢的黑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后来这些文稿经胡逸民和高先骏等人秘密传递到鲁迅、宋庆龄等人手中，辗转到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手中。由于他的坚持，我们才看到了这些宝贵的资料。

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文书高先骏请长假到上海后，国民党逐步发觉方志敏有越狱企图，遂急于杀害方志敏。方志敏被秘密杀害之后，他的尸骨一直不知所踪，直到二十多年后才被发现。烈士的胫骨上，还套着就义前的脚镣……

生死之际，烈士写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不同于成功之后的回忆，里面没有“水分”，虽然有需商榷之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血的教训。

例如他在弋阳读书时，曾组织了学生组织——九区青年社。这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性小团体，成员都是学生，经验和知识有限，宗旨模糊不清，只不过对社会有些不满情绪而已。学生出身复杂，经过几次对劣绅贪官的斗争，成员起了分化，有钱的社员，都跑到劣绅那里去了。当时他们还不明白，这是阶级立场使然，和朋友义气并无关系。

在斗争中，他们缺乏经验，又没有发动群众，自然力量有限，被贪官劣绅好好“上了一课”，他们的一个社员被栽赃陷害，做了十多个月牢。劣绅嘲笑道：“只要我稍动一点手术，就弄得他们坐笼子，他们这班青年人想推翻我们，说刻薄一点，正像屎缸蛆要推动大磨一样！哈哈哈！”

由此可见，缺乏斗争经验和群众支持的学生斗争是极易失败的。

他在吉安领导农民减租工作，学会了怎样去宣传、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由此反思到自己过去在省农民协会里“批批公文的工作，不过是官僚的工作而已，真没有什么意思”。书斋里纸上谈兵是绝没有这样的认识的，不到群众斗争中去锻炼，理论学得再好，也几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只能流于空想，同群众严重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