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专门讲到了南昌起义的故事，强调指出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作为这场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叶挺率部奋勇作战，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被周恩来誉为“人民队伍的创造者”，被毛泽东赞为“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叶挺出身农家，不顾家人反对，弃文从武，从戎救国，他是北伐先锋，一马当先，赢得“铁军”美名，他南昌举旗，广州再战，一生正义，他皖南浴血，奇冤加身，铁窗铮骨，尽显忠诚本色。今天，是叶挺将军诞辰125周年，我们撰文追念他，是为了学习和感悟叶挺将军“挺身而出救中国，忍辱负重顾大局”的初心品质。

　　挺身而出 拯救中华

　　叶挺原名叶为询，1896年9月10日出生在广州周田村的一户农民家，自幼遇得良师，小小年纪便心怀抱负。1911年春，15岁的叶挺结束了在家乡九年的小学学习，计划到惠州城去求学。临行前，他的良师陈敬如为他提出了改名的建议，将“为询”简化为“挺”，寓意“人要上行，叶要上挺”“挺身而出，拯救中华”。叶挺欣然接受，从此以“挺”为名。
　　叶挺进入惠州蚕业学校本为学个一技之长，然而本领还未学到，却因支持广州起义而被捕入狱，获释后就被开除了。后来在良师陈敬如的帮助下重回惠州的府立中学继续学习。这时，武昌起义爆发，惠州地区也掀起了革命浪潮，革命军成功占领惠州。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叶挺格外振奋，当他得知广东陆军小学复学并开始招生的消息后，不顾家中反对，毅然弃文从武。1912年春，16岁的叶挺以第三名的成绩顺利考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在校期间，叶挺格外能吃苦，无论是军事技能还是文化课程都取得了优异成绩，1915年被保送到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一年后，他从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并于次年春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他在军校学习的这段时期，国内局势不断变化，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这使得叶挺毅然加入了反袁的护国运动中。他与同学们一起到大街小巷甚至兵营中进行演讲以争取反袁的力量，但结果并不理想，叶挺开始明白“一切称得起革命的行动，必定要有军队和民众觉悟起来，振奋起来，共赴国难，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可现实情况，无论是军队还是民众，普遍缺乏国家和民族意识，这是革命屡战屡败的症结所在。叶挺迫切想要解开这个症结，为此在保证正常课业的情况下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书籍。期间他曾给《新青年》写信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期待，发出了“吾辈青年，如坐沉沉黑夜”的感叹，这封信在1917年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上发表，受到了编者的肯定。 　　1919年初，他从保定军校毕业，打算出国留学继续深造，但奈何家中贫困无力支付学费而“只好痛苦地放弃了留学机会”，转而赴福建投奔孙中山的援闽粤军，在好友的引荐下谋得了一个职务。任职后，叶挺经常在工作之余研读孙中山的学说，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逐渐产生认同。经过考虑，他“主动提出申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叶挺在粤军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职务不断得到晋升的时候，他决定赴苏联进修军事，这一想法得到了孙中山、邓演达、廖仲恺等人的支持。就这样，1924年7月上旬，叶挺挥别了亲友和故土，踏上了新的征程。
　　叶挺是带着中共中央机关写给旅莫支部的介绍信来到莫斯科的，他要就读的学校是1921年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叶挺留学的初衷是要学习军事，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问题，无法直接学习到军事，他与王一飞、王若飞、聂荣臻等共产党人一起学习政治。他们的学习内容涉猎广泛，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外，还有“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俄国十月革命，俄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断深入，他逐渐明白“兵强民富”的想法“是幼稚的、脱离社会现实的”。他还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方面，都显得更富有朝气，更富有战斗力量”。在革命的感召和身边共产党员的感染下，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24年10月，他先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份又经王一飞、王若飞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锻“铁”名匠 北伐先锋

　　叶挺入党不久后，斯大林便决定在红军学校里专设一个中国班，培养中国军事人才。叶挺对此振奋不已，于1925年2月同聂荣臻、王一飞等30多名同学一起进入了红军学校，半年后，他们满载而归回到了中国。经党组织分配，叶挺奔赴广州，进入他的老部队——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了参谋处长，后又被调至第四军第12师第34团担任团长。
　　第34团表面上归国民政府管辖，但实际是一支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建而成的部队。叶挺将其从军十年和在苏联学习到的经验都用到了34团的训练中。他既注重军事也大抓政治工作，很快肃清了部队中的军阀习气，仅两个月就将这支队伍锻造成了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又有爱国爱民意识的仁义之师。1926年1月，34团根据命令脱离了第四军第12师的建制，改成第四军独立团，由第四军军部直接统辖，后来它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叶挺独立团。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逐渐暴露，国共合作的根基出现了裂痕。此时正值北伐前夕，各路军阀已有所准备，甚至联合起来主动南下直逼革命的大本营广州。但此时国民政府及其麾下的6个军却视而不见。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决定调动仅有的一支部队——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率先北上抗击进犯之敌并为后续部队打通道路。1926年5月1日，在叶挺的率领下，独立团踏上征程，以两千余人的兵力历时半年从广东一路打到武昌，以卓越的战绩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锻“铁”者叶挺本人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北伐名将，广受赞誉。

　　十年漂泊 终回战场

　　武昌战役后，叶挺独立团扩编为第四军第25师，叶挺任副师长，后来北伐军部队内部开始分化，一部分高级将领投入到了蒋介石新军阀的阵营中，导致北伐军领导职务出现空缺，叶挺由此从25师副师长提任为24师师长。叶挺接任师长后，以训练独立团的方式将24师建设成为了另一支“铁军”，在后来的南昌起义中，24师联合贺龙的20军成为了起义成功的“压舱石”。
　　南昌起义成功后，大部队在南下路上受挫，叶挺被迫脱离部队辗转到澳门等地，后来广州起义前夕他又秘密潜回广州，以起义部队工农红军总司令的身份参与和指挥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一方面党内有不少人指责起义领导人，尽管后来广东省委的错误被纠正了，但“实际上歧见依然存在，人们不仅还在说长道短，而且继续向上海、莫斯科告状的，也大有人在”。同时，敌人不停地通缉、搜捕叶挺，这使他愤懑不已，以至积郁成疾。1928年春节后，为了排解郁闷，暂避敌人的搜捕，他乘船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疗养，不久后又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赴苏联养病并讨论广州起义事项。
　　此次苏联之行，叶挺希望组织上可以“对广州起义和他自己在起义中的表现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为他的前途出路提供一个依据”。但他的报告提交给共产国际东方部之后，米夫未予理会，而且其亲信王明等人还继续散播叶挺在广州起义期间失职的言论。这让叶挺备受煎熬，加之此时国内敌人还在通缉他，澳门、香港也无处安身，使他陷入了“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的困境中。最终他离开了莫斯科，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十年的漂泊。 　　十年里，叶挺以流亡者的身份四处流浪，过着简朴甚至清贫的生活。他曾在柏林开过饭馆，在维也纳卖过豆腐，在巴黎卖过水果，甚至曾因拮据而不得不捡些被丢弃的蔬菜做食物。即便生活艰辛，他仍然坚持了下来，在异国他乡过上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开始逐渐明白了革命的曲折性，过去因遭受了不公正对待而一直萦绕在心的郁结也逐渐打开了。当他得知自己的25师余部在朱德等人的带领下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成功会师后感到十分欣慰，当他得知同样遭受了不公正对待的朱德、陈毅、贺龙、周逸群等人越挫越勇后倍感鼓舞，盼望着有朝一日重回战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叶挺再也按捺不住报效祖国之心，决定回国。1932年秋，他携妻子回到澳门，结束了五年的欧洲流亡生活。
　　此时的他已同国民党划清了界限，也与共产党脱离了关系。期间，国民党派系的陈诚、陈济棠等人曾向他抛出“共事”邀约，但叶挺不为所动，他曾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但港澳地区的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无奈之下，叶挺只好以“客座参谋”的身份参与了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谋划的福建事变。后来又加入到李济深改组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此为根基在香港进行反蒋抗日运动。叶挺频繁往来于港澳间，从事同盟工作。
　　1936年5月，奉命赴苏联汇报工作的潘汉年回国途经香港时与叶挺进行了联络，传达了党的策略的转变，并提出希望叶挺可以通过他个人在国民党军中的影响来促进这一转变的实现，叶挺欣然领命，对他而言，能够重新为党工作，这是他一直所期盼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虽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对共产党及其军队仍然百般刁难。1937年7月间，周恩来赴庐山与蒋谈判，途经上海时与叶挺进行了会面。周恩来提出希望叶挺可以参加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 　　1937年8月，在目睹了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叶挺迅速找到陈诚表达了要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的意愿，并提出成立一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的建议。陈诚向蒋介石保荐了叶挺，蒋迫于当时形势，一方面被迫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将南方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方案，另一方面采纳了陈诚的举荐，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的军长。叶挺又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蒋介石也应了此提议。新四军得以成功组建。

　　奇冤加身 傲骨向党

　　虽然叶挺终于如愿回到了战场上，但工作开展得并不是很顺利，处处受到掣肘。1939年11月，叶挺赴重庆争取军费时向蒋介石提出了辞职，蒋由于叶挺一直以来心向共产党而不悦，便顺势答应了他的辞职。恰在此时，国民党正在酝酿进攻新四军之事，蒋介石也意图借叶挺辞职的机会指派心腹担任新四军军长，如果得逞，共产党和新四军势必受到严重打击。周恩来以此对叶挺进行了劝说，叶挺深明大义，于1940年7月底回新四军继续任职。 　　9月，顾祝同嫡系韩德勤部向陈毅、粟裕领导的一、二支队进犯，我军被迫还击，至10月上旬将来犯之敌歼灭。韩德勤来犯的同时，江南的日军5000余人在空军配合下对苏南、皖南地区展开了“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叶挺亲赴前线指挥应战。在韩德勤部覆灭的同时，新四军方面也取得了与日军作战的胜利。韩德勤部被歼灭后，党中央研判顾祝同有较大可能对江南部队进行报复，遂急电项英转移。果然，不久后国民党当局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过程中被国民党军8万余人包围袭击，“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项英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叶挺为了给新四军谋求生路，不顾个人安危入敌营谈判，却被敌扣押，开始了长达五年的铁窗生涯。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声称要把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但迫于国内外各界的强烈谴责，未敢真的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而是秘密囚禁起来，并且借此机会费尽心机地对叶挺进行招降，另外想通过叶挺之口将皖南事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前来游说者，无论是国民党中的老熟人，还是叛变投敌的昔日战友，均无功而返。
　　1941年元宵节后，叶挺致信蒋介石，信中他将“罪责”全部归咎于自己，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或判挺以无期徒刑，并准所部少数高级干部伴随禁锢，其余概行释放”。他还在信中表明了自己“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的气节，以此回应蒋介石的招降。 　　1941年7月，叶挺从江西被转押至桂林，1942年1月再被转押重庆，后又被投入了“中美合作所”，12月又被转押到恩施，1943年夏天又折回桂林，1944年春节前夕，敌人又以绑架的手段将他带回恩施，到了1945年8月，他又被押回重庆。期间蒋介石一直在派人诱降，都未曾使叶挺屈服。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展开谈判，期间再次要求国民党释放叶挺等人。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和斡旋，被囚禁五年多的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被释放，重获自由。 　　出狱后，叶挺除了与家人、同志们团聚，接待前来探望、采访的人以外，他心中还一直惦记着一件事情——重新入党。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释放当晚他便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这份申请书被送到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亲自起草回复，并于三天后通过无线电传回了重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回信中不仅充分肯定了叶挺的品质和功绩，而且对他入党表示热烈欢迎。看着这份沉甸甸的电报，叶挺喜极而泣，泪流满面。叶挺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他迫切地想开始为党工作，党中央经过考虑后将他暂时安排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参与整军工作。一个月后，党中央发来电报批准叶挺代替周恩来赴延安参加全军整军会议。得知奔赴延安的消息后，叶挺激动不已。
　　1946年4月8日，叶挺携妻女，同党的高级干部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乘坐军机离开了重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架飞机却在山西省兴县撞击黑茶山后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一代名帅就此陨落。
　　飞机撞击后产生的烈火吞噬了叶挺的生命，但他的革命精神却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不断教育着、激励着后代。这里，我们以叶挺的诗篇《囚歌》作为结尾共勉以明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