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探索救国之路
发布日期：2019-03-21 00:30:22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便深切关注民族命运，竖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向，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在不断探求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读了陈天华的文集，深为叹服。“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年轻人一定要有忧国忧民之心，一定要干出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来，才不枉这一生一世。”
1910年4月，由于荒年粮价飞涨，民不聊生，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有14人被打死，很多人被打伤，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很痛心，并试图改变惨无人道的社会。这种朴素为劳苦大众鸣不平的反抗精神，逐步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思想萌芽。
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他第一次看到《民立报》等刊物，了解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许多地方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他投笔从戎，在长沙革命军中当了半年兵。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毛泽东扩展了人生阅历，增强了“救世”的认知。
立志改造中国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渐次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为一切进步人士奋斗的目标。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学5年半，是他学习进步的重要历程。
毛泽东热衷学习哲学、历史等学科，积极探讨民主与共和、新思想与新文化。他常到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还成立了哲学小组，与同学们广泛交流时事观点，增强了社会责任感。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得知后，写下了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在1916年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更是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他立志救国，并力图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与同学、友人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关心和谈论的是“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在组织新民学会时，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彰显出毛泽东心中的理想与现实的吻合。
探寻救国新路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工作。他在此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和谭平山、邓演达等有志青年，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收益颇丰。毛泽东还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近7个月，阅读了许多在长沙读不到的书刊，结识、交往了诸多顶尖级的名流学者和思想家，大大增长了学识，开阔了眼界，特别是与陈独秀、李大钊相识，对于他世界观、人生观的重塑，产生深远的影响。
回到湖南不到一个月，五四运动爆发了。在五四新思想大潮的有力冲击下，毛泽东求知求真的重点开始由书本转向研究现实问题及依靠民众改造社会问题，明确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1919年12月，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在京期间，他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大量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共产党宣言》等书籍。5月，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与正在上海筹划建党的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期以及人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与南陈北李两位中国思想巨匠相继晤谈，是北京、上海之行的最大收获。回湘后，他带着“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的认识，集中精力宣传新文化，重点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